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应该作何种估计?它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对认识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想从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

对现代化概念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实际上是指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开始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开始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及其统治阶级的天朝幻梦,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西方强大、中国贫弱的原因,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力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洋务运动则是这一系列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现代化作为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观念意识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儒学占主导地位,文化传统中情性与封闭因素浓厚的社会结构中,观念意识的开放与现代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洋务”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洋务思潮的滥觞,实际上开始了传统文化观念意识向现代化转换的过程。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方面。

现代化既然意味着由封闭到开放的变革,它就包含着一种新的变易与发展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的。洋务运动对观念意识的冲击与变革,首先便表现在变易观念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面临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共识,所谓:“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薛福成《庸庵文外编》,“筹海篇”:“筹洋刍议”。>他们认为,中国历史自开辟以来,经历了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而此时,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而这最新的变化,是数千年来的大变局<薛福成《庸庵文外编》,“筹海篇”:“筹洋刍议”。>,“盖天运使然”。在这一大变局中,洋人的“船坚炮利”、“争奇夺巧”,“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洋务运动》,371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洋务派主张因时变通,采取顺应世变的办法。他们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向”《曾纪泽遗集》,日记,卷一,第344页。>,“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因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徒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王颐《弢园文录》。>。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才能“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王颐《弢园文录》。>。

洋务派的这种变易观,反映了他们已经从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主张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实际上它已包含了社会进化论的因素,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变易观的框架。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强调所谓“华夷之辩”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除“华夏”之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这是一种狭隘封闭的世界观,与现代化的开放意识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根本无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尚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因此,必须摒弃那种“防严夷夏”的迂儒之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王颐《弢园文录》。>,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否则,中外相照,“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左宗棠全集》,奏稿,卷18。>。因此,他们强调,“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求实际而已”<张之洞《劝学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这种观念,较之于那些“该夷犬羊之性”、“若抚驭得宜,不但不虑其为害,究则尚无大害”<《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7。>,以及认为对外妥协是“以小事大”等陈腐观念,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历来是重道德而轻物质,重视“义理”而忽视物质生产,即所谓“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从传统价值标准来看,治国的根本,在于“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认为,“中国之强弱,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货财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在乎兵力之盛衰”<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2。>,而所谓“政事”、“治理”,也不过是正学术、养人材、求直言、化畛域、裁冗食、警游惰、重本抑末之类的东西,“岂在天文、算数、轮船、机器哉”<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1。>?传统文化观念的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心理障碍。洋务运动以其新的义利观,冲击了这种陈腐的观念。

洋务思想家们认为,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几度失败,即在于这种重义轻利、重义理轻技艺的义利观:“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左宗棠全集》,奏稿,卷18。>。因之,中国士大夫的聪明才智,多寄托于空谈无用的经注疏解之上,空言义理。他们明确指出,“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尊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洋务运动》,23页。>。所以,洋务派摒弃那种“重义轻利”的传统的义利观,主张既要“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又要“实力讲求战守”,“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举凡制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宗棠年谱》,第126页。>。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义利观的支配下,洋务派兴办新式企业、学校,制轮船、造铁路,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了中国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还对传统的“本末”观念进行了冲击。传统本末观认为,立国之本在“修道德、明政刑、正人心、厚风俗”,其他的铁路、轮船、工商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于国无补<《屠光禄奏疏》,卷4。>。这种观念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构中,形成了一整套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看来,千百年来,中国人“百亩之人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2。>,因此,“我朝深仁厚泽,培养数百年,藏富于民,何尝厉民以自利哉”<《洋务运动》,324页。>。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闭的本末观,无疑是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所不相容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铁路、工矿、轮船等物质文明,在实际上冲破了这种观念,建立了一种推动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开放的观念。

洋务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弊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因此,必须打破安贫乐道的观念,不拘于成法,以图自强。而自强的根本,在于以工商为本。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乃在于“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中国欲自强,必须“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洋务运动》,325页。>。他们要求政府“讲求商政”,举办各种农、工、商业,“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洋务运动》,318页。>。他们还驳斥封建顽固派认为工商为本是“舍本而务末”的言论,指出“西人恃商为创国开物成务之命脉”,“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薛福成《庸庵文外编》,“筹海篇”:“筹洋刍议”。>。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小民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焉”,在当今世界,各国“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中国在“积弱”的地位上,“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及其伴随而来的洋务思潮,对传统的变易观、“夷”“夏”观、义利观、本末观的冲击和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系列新的观念,使古老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同时它又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发生影响,推进社会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根本还是在于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自强求富为目的的现代化运动,根本的目的也在于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评判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洋务运动从军事的现代化开始,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所决定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动力。所以,中国人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是从对洋枪洋炮的认识开始的。人们最初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便可以自强御侮,因此,军事的近代化首当其冲。自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以来,洋务派先后又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军事工业。这些军工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舰船,用以取代清朝军队传统的弓、枪、刀、箭等原始的武器,使军队朝现代化的方向转变。此外,海军的建立、新式军事教育的兴起,都是洋务派进行军事现代化的成果。

洋务军事现代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军事本身,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代表着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产业技术现代化的开始,改变了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微弱的趋势。其次,洋务军事现代化在人材培养、企业管理诸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对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典型的意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把现代化运动导向了社会经济领域。洋务派的这种转向,是对现代化运动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洋务派认识到,国防强大的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换言之,国防军事的现代化有赖于经济的现代化。所谓“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经济的现代化,就成了必然之势。此外,维护民族独立,抵御外国经济侵略,也是洋务派转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洋务派的经济现代化事业,主要是创办民用企业。从1872年至1895年,洋务派共创办了民用企业87个<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第58页。>。这些企业,多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几种形式出现。散布在交通运输、矿业、轻纺、船舶等行业中。与军事企业不同,民用企业采用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因而在中国第一次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经济领域内的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拓展了现代化运动的局面,在一定的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工业的基础,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在科学理论方面,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概率论到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从化学元素到西方医学,都相继介绍到了中国。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地被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科技诸方面致力于自强求富的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洋务派认为,“办天下事,非才不举”。尤其是进行传统中国社会所未有的“洋务”,依靠那些只读四书五经,埋头子曰诗云的八股士人是不行的。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来看,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是保证现代化社会成长的基础。因此,洋务派对教育的改革与倡导,是顺应现代化运动的潮流的。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现代教育,是以同文馆的创办为起点的。随之,各种专门学校、技术学校都应运而生,出国留学也陆续派遣,形成了初始的新式教育结构。洋务学堂所学习的课程,不再是训诂、小学、四书五经了,而是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英文、国际法等具有应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培养的也不再是八股士人,而是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材。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办了百余所各种新式学堂和派遣上百人出国留学。通过这些途径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材。这些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文化领域和工矿企业中,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如容闳、詹天佑、张德彝、刘步蟾、林永升等人,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此外,洋务派所建立的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现代化中国教育的基础。

洋务运动前后30余年,在文化观念意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诸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面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但是,洋务运动所采用的具有现代化变革意义的措施,往往被套入了传统的框架。他们希望并切实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却试图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来维护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求现代化变革的依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推进的现代化事业受到传统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扭曲和修正。

洋务派创办了近代工业企业,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引进了现代生产力,但是,在管理这些企业时,采取的多是传统官营盐铁军火工业的办法,实行官办或官督商办,带有不少封建的弊端:一切唯官总办之言是听,商股无权过问企业事务;实行垄断,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的精神;等等。

在文化教育的变革中,洋务派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仍强调传统的学术,“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书昴星等曰”,还要“宣讲圣谕,示以尊君亲上之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并且,他们还将现代的新式教育纳入传统的科举制中,“专设一科取士”<《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洋务派在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的同时,又强调“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西方的先进东西只是辅助的“富强之术”。

上述这些矛盾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的若干旧因素的痕迹,这诚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与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有着强烈的关系。

洋务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他们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狄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显然,洋务派所展开的现代化运动,是在以维护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的原则前提下进行的。在这种原则下,传统的文物制度、礼仪教化,继续被推崇为“体”,占居主导地位。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不能改变的。西方的学说,如“算、绘、矿、匠、声、光、化、电”,等等,则是可以学的。可见,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绝对性是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的极限。

洋务派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现代化运动的原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谓西学和中学,毕竟是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文化体系,这两种体系是不可能兼容并存于一体的。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文物制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西学的引进,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的变化,甚至渐近于社会制度的变化。洋务派主观上希望将这一过程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当然只是一种主观意愿而已。事实上,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现代化的内容也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由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超出了“用”的范畴,是不为洋务派大员们所容忍的。因此,洋务派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到了后期,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两难抉择:或者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限制西学的引进,使洋务运动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现代化程度上;或者摒弃“中体西用”,不断扩大西学的范围,在高层次(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上推进现代化运动,最终冲破封建主义的“体”。当然,洋务派不可能也不会选择后者。因此,“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洋务运动收效甚微的内在根源。

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在文化观念意识上,洋务思潮冲击了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在社会经济方面,洋务派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领域推进了现代化运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使古老的中国终于向开放和现代化迈进了一步。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梯。

(资料来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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